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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騰貴

　　盡管早在意料之中，但當打開開義一磚頭厚的《曲娃》打印稿，還是讓人吃驚不小——在這個碎片化時代，不少人沉溺于各種“快餐”不能自拔，真正讀書的人本來就愈來愈少，耐著性子寫長篇小說的人更是寥寥可數。更何況，在普遍迎合讀者、注重市場化多元需求的今天，鮮有人去碰鄉土題材的長篇小說。因為，在網媒時代流行趨勢的沖擊下，快節奏、娛樂性以及科幻類作品往往能迅速占據市場的熱門地位，使得鄉土題材長篇創作成為一種冷門。因此，今年春節前，開義抱來一摞稿紙讓我看后提出修改意見，一開始我還有幾分擔心，一來自身才疏學淺，自己說不出個所以然；二來是怕小說主題偏離，擔心作者落入俗套。但認真讀過作品后，我發現自己完全多慮了：像開義這樣的成熟寫作者永遠不會忽視文學作品的核心——人性，他的寫作實實在在忠于人性，并在一定程度上趨近升華。他對鄉村生活的審視，并未局限于現實當下，而是著眼于更早的年份和時代，具有廣闊的哲思意義，的確值得真正熱愛文學的人靜下心來去品讀。

　　作為一位資深記者，開義因文出名，其新聞作品曾一度占據市報的各個版面的顯要位置并產生廣泛影響，為人卻非常低調。一如他的新聞報道，冷靜、克制、充滿哲理和批判，又不失悲天憫人的情懷。這部20多萬字的長篇小說，以曲娃為核心意象，通過主人公鐘生跌宕起伏的一生，以及周圍不同人物的命運，生動折射出70年來社會的變遷。這部作品不僅展現了深刻的社會意義，還深刻體現了對人性的關懷，是一部飽含人文情懷的深度現實主義杰作。

　　《曲娃》的主人公鐘生，是開義筆下著力塑造的一位具有典型意義的“眾生”形象。小說通過鐘生的一生，展現了祁連山北麓這片土地上普通人的生存狀態和精神歷程。鐘生的人生軌跡可以概括為：從命途多舛的童年到走出山村的第一個“大學生”，從農機站修理農機到宣傳部的光鮮工作，從當鄉長的豪邁到辦企業的艱難，從職場官場的拼殺到市場大潮的搏擊，最終帶著破碎的理想回到原點——鐘生的命運如同被獵殺的曲娃，在歷史的圍追堵截中做出投降的姿態，卻仍難逃被碾碎的命運。

　　《曲娃》中的人物塑造極具復雜性和多義性，作者沒有把人物進行“臉譜化”的簡單道德判斷，而是以理解與包容的態度，展現了人性的多面性。主人公鐘生既非完人，也非惡人，他有著農民的狡黠與知識分子的天真，在權勢面前會卑躬屈膝，在朋友遭遇困境時也會伸以援手。這種復雜性在他與肖玉年的對比中尤為明顯：一個始終保持著農民本色，一個在官場中逐漸異化，然而兩人最終都未能逃脫悲劇結局。小說中還有幾個重要的角色，如肖玉年、牛多文、鄔增壽、寧尚功等，他們各自代表了不同的社會角色和命運軌跡。從肖玉年到牛多文，從鄔增壽到寧尚功，從鄉鎮到企業，從職場到官場，他們都在前赴后繼地演繹著似曾相識的人生軌跡。這種命運的重復性不禁引發讀者深思：為何這些人物都陷進這個老套子？是本性使然，還是貧窮落后的后遺癥？作者通過不同時空環境下幾個形象的描繪，將一個抽象的命題做到了具象化。而在具象化的過程中，意識流語言的綿密、隱喻與象征特性，使得文字達到了“多義”的表達境界，從而將時空的意義，生命的意義，真誠與虛偽，生存的辯證法等命題鑲嵌進文字，在眼花繚亂的敘述里，抵達他所營造的終點。

　　《曲娃》的深刻之處在于，它不僅翔實地記錄了一個人的一生，更揭示了整個時代的病癥。文學有尊嚴有硬度，亦有它的柔韌性。鐘生每次“成功”后的失敗，都暗示著某種結構性困境：他可以修好將要報廢的農機，卻修不好體制的故障；他能寫出漂亮的新聞稿，卻寫不出現實的真相；他創辦的企業盈利巨大，卻無法抵擋權力的掠奪……這種困境不是個人的，而是時代的。小說中的曲娃意象構成了精妙的隱喻系統，成為理解人物命運和小說主題的鑰匙。曾經風光無限的“鐘大筆”，離世之際，竟如一只凍僵的麻袋，硬邦邦、孤零零地蜷縮在他親手建起的亞麻廠那破敗不堪的炕角。這個細節，讓人深切感受到命途的乖戾多舛和命運的變幻無常，以及一個底層人物命運的悲慘際遇，更讓人體會到人情薄涼與人性深處的暗影。

　　任何文體中，細節都是支撐文字大廈的磚瓦，是混凝土砂石，缺少了細節，文本就是無源之水，無本之木。《曲娃》在人物塑造上展現了驚人的真實感，通過細節描寫使人物形象立體而豐滿。小說中的每一個場景、每一個對話、每一個心理活動，都經過精心設計，既服務于情節發展，又揭示人物性格，同時還承載著作者對社會、對人生的思考。

　　小說的敘事結構極為精巧，語言風格獨特，既有西北地域文化的質樸與粗獷，又有書寫者的細膩與才情。作者不時地從故事中走出來，信馬由韁、自由自在；又能適時適當地踱回去，不緊不慢、不慌不忙。這種敘事節奏的把握，顯示出開義對長篇小說創作的嫻熟掌控。

　　一個人的本質，要向他傾情投注的對象中找尋。寫作可能是最應具備這一性質的勞作。對于生于斯長于斯的我們來說，鄉村生活并不陌生。一部作品的審美風貌一定是作者個性與文化素養的綜合呈現。寫作的確是必須亮出個體本質的勞作。寫作想隱瞞個體本質，是一個不可能完成的任務。當然，胡編亂造的“虛構”顯然不是創作，創作需要飽含著極蒼茫又極細膩的情懷及人性洞察。

　　《曲娃》作為一部鄉土題材的長篇小說，其價值不僅在于對鄉村生活的記錄，更在于對鄉村現代化進程中各種復雜問題的思考。在當下的鄉土文學創作中，許多作品要么過于理想化，將鄉村描繪成遠離塵囂的世外桃源；要么過于悲情化，將鄉村描繪成衰敗凋零的末日景象。而開義則以一種平衡和客觀的態度，展現了鄉村現代化進程中的復雜性與矛盾性。他在小說中既寫了鄉村的溫情與美好——那些艱難時代遞過來的剩飯，三叔三嬸收留孤兒的溫暖，都是灰燼里的火星子；也寫了鄉村的殘酷與冷漠——人情的薄涼，權力的肆虐，傳統的消亡。這種復雜而多元的鄉村圖景，打破了我們對鄉村的簡單想象，呈現出更為真實和豐富的鄉村世界。

　　合上書頁的那個夜晚，我輕輕點擊手機屏幕，給開義發去一條信息：“你筆下流淌的，哪里是虛構的小說，分明是為我們這代人細細勾勒的一幅生死賬簿啊”。他回了個苦笑的表情：“哪用我記？我們這樣的人，每個人心里不都藏著一個自己的《曲娃》嗎？”是的，我們每個人心中都藏著自己的《曲娃》，它是我們與時代、與命運、與自我的對話，是我們對生命意義的不斷探索。在這個意義上，《曲娃》不僅是一部文學作品，更是一面鏡子，它照出了我們每個人的心靈世界，照出了我們每個人與時代、與命運的關系。

　　開義搞了半輩子新聞，天命之年方進入小說創作，而一入手就是長篇，這絕不是一件簡單的事。太陽底下無新事，這是舊話。太陽每天都是新的，這亦是舊話。因為，面對生命的原點、恒常的倫理，老舊的題材也有日日新的內涵。實際上，開義是個“每逢大事有靜氣”之人，所以他閱世處事平和、平靜，面對生活之變，從不驚慌、驚愕，很少市井之氣，他待人接物也不工于機心、不工于功利，面對名疆利場，也很少在“實用”的層面流連駐足，所以他能守住初心，在喧囂中守住自己，沉寂數年，一鳴驚人，寫出這樣的煌煌大作。他將坦蕩作用到文字上，一切都依據自己真實、深刻和準確的體驗，像沙里淘金，一粒一粒地積累，終于囊中滿盈，金光閃閃，終成大氣象。雖然小說的取材不過是一個個微小的個體生命，但螺螄殼里做道場，我猜想他的寓意遠不止于此，他塑造出了典型的形象，寫出了關乎人情、人性眾生俱感的普遍道理。

　　當然，《曲娃》仍存在三處留白，在此一并指出：首先，女性角色成為了失聲的主體。小說中，三嬸、姐姐、三巧等女性幾乎都以受苦者的身份靜默出現。其次，權力被展示卻未被拆解。小說對官商民三角關系刻畫的絲絲入扣，鄉鎮企業審批、扶貧指標分配、媒體宣傳套路，幾乎構成了一部基層權力運行的白皮書，然而，敘述卻缺乏對權力微觀技術的深入剖析，沒能讓讀者看到權力內部的毛細血管。再者，在打破鄉土敘事最后一公里方面仍存局限。《曲娃》雖展現了70年的農村發展歷程，但在凸顯現代化轉型、基層治理、生態移民等當下議題方面著墨不足——長篇小說的嚴肅性并非拒絕流量，而是需將深度轉化為共情入口，讓青年人也能在鐘生的潰敗中，照見自身996與內卷的困境。

　　行文至此，仍回歸到一句老話：批評不是拆臺，而是助作品繼續生長。愿《曲娃》在更多維度的審視中，成為一部真正被讀開的鄉土當代史。

　　(作者系中國散文學會會員，甘肅省作家協會會員。作品散見于《中國文學》《中國散文》《山東散文》《安徽文學》《甘肅日報》《甘肅文藝》《稅收文學》等。